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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今天来，也不是来求你原谅的”刘经理最终说，“我们知道我们不配得到原谅，真的只是想当面跟你道个歉，然后如果你能在采访中稍微不提我们的名字”

“媒体有他们的信息来源，我说不说你们的名字，应该区别不大吧。”我打断他，“而且，你们真正应该担心的不是我的原谅，而是自己的前途，不是吗？”

三人无言以对。

“我会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呼吁停止对你们及家人的网络暴力，”我说，“但这不是为了你们，是为了基本的文明和法治，现在请你们离开吧，我累了。”

他们离开后，闺蜜走过来抱住我：“你做得特别对。”

“我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，”我靠在她的肩上，“我只是觉得，仇恨和报复不能治愈任何伤口。”

几天后，我接受了第一家正规媒体的专访。

她们保证会实事求是的报道。

在镜头前，我讲述了事件的经过，但刻意淡化了同事们的角色，强调主要责任在老板和景区工作人员的不作为。

“我不想成为网络暴力的推动者，”我对着镜头说，“犯错的人应该受到法律制裁，而不是遭受无限期的社会性死亡。我接受道歉，也希望大家能给那些意识到错误的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”

节目播出后，舆论出现了微妙的变化。

有人称赞我的宽容，有人骂我太过于圣母了。

但针对前同事们的网络暴力确实有所减少。

与此同时，越来越多的媒体邀约和商业合作找上门。

一家知名医疗科技公司提出赞助我的后续治疗，并邀请我成为心脏病患者权益倡导者；一家出版社预付款项请我写书；甚至有心胸外科医院想请我做形象大使。

“乔乔，你可以开始新的人生了。”闺蜜高兴地说。

新的人生吗？

我望着窗外，思考着这个词的含义。

三个月后，老板的案件终于开庭审理。

我作为受害人出庭作证。

在法庭上，他看起来老了很多，头发花白，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威风。

他的律师试图辩护，声称只是“团队建设方式不当”，并没有想要故意伤害。

但监控录像、医疗记录和多位证人证词已经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。

最终，老板因故意伤害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。

法官在宣判时特别指出：“被告明知受害人有严重心脏病，仍强迫其参与高危活动，置他人生命安全于不顾，情节恶劣，应从重处罚。”

走出法庭时，一群记者围了上来。

这次，我没有回避镜头。